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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，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，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“执行末端”，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。一方面，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，导致学生作业任务“明减暗增”；另一方面，增加家长负担，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。“双减”政策要求“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，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”，家长需要引导完成“剩余书面作业”，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。

在姚金菊看来，“双减”政策落实难，主要面临两个困境：一方面，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，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，教育法、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，但“双减”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；另一方面，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，监管技术不足，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“隐蔽”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，导致对“双减”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。

姚金菊建议，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。她认为，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，提高教学质量、精进教学研究、打造高效的课堂，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；丰富学生考核方式，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，合理选用、组合或微调习题，让补充练习“名正言顺”。在“总量控制”的前提下，进一步对作业类型(如预习、练习、探究、阅读)提出比例指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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